作家笔下的时代与担当

编者的话

他们带着强烈的使命感，让那些容易被遗忘的历史、生态片段走进大众视野。李青松，着眼于生态变迁中的人文关怀，思考生态文学如何展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唤起人们对自然家园的守护意识。丁晓平，聚焦于国家重大工程背后的人文力量，从党史、军史到核电领域，他无畏挑战，为“大国重器”秦山核电站立传。尽管他们的创作领域不同，但他们都在为时代发声，为传承与发展助力。

——《中国青年作家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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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晓平：用心看见秦山里的中国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郑欣宜 记者 周伟

秦山，坐落在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东南部，面向杭州湾。

秦山，历史悠久，风景秀丽，传说因秦始皇曾来此登山眺望东海而得名。

如今，秦山因中国核电的“红船”——秦山核电站而闻名。1985年，“七二八”工程选址秦山开工建设；1991年，秦山核电站成功并网发电，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七个能够自行设计、建造核电站的国家。

踏着2000多年的古道登上秦山之巅，丁晓平用心看见了秦山，用功看见了秦山的历史与现在，也用情看见了秦山里的中国。

肩负责任与使命，为“大国重器”立传

“国之光荣”，“中国核电从这里起步”，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为秦山核电站写下的两句题词。对于中国核工业来说，秦山核电是中国核电的“摇篮”，也是中国核电的“红色根脉”。

2022年年底，中共嘉兴市海盐县委宣传部找到丁晓平，希望他为秦山核电站创作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在此之前，丁晓平的报告文学作品大多聚焦于党史、国史及军史等重大历史题材，核电对他来说却是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在来到秦山实地采访前，他先是花了近一年时间收集、整理了数百万字资料，在网上购买了2000多元的书籍，深入研究中国核工业发展史、秦山核电建设史。

“调查研究之后，我才知道，秦山核电站的创业史和建设史，其实也是党史国史的一部分，只不过更加具体一些，更加微观一些。”丁晓平说，“然而，对中国核工业来说，它是中国核工业二次创业的起点，是中国在完成‘两弹一艇’之后，和平利用核能的原点，是中国核工业的下篇文章，也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份嘱托。因此它又是宏观的，是宏大叙事，历史价值确实重大。”

2023年4月25日，丁晓平来到秦山，踏上这片拥有着壮丽风光和厚重历史的土地。12个日夜里，他深入采访，还走进严格控管的神秘核岛，面对9座巨大的核反应堆，目睹了核反应堆堆芯燃料棒换料的全过程，亲身体验核电站的安全性，也看到了“国之光荣”铸造“国之重器”，“国之大者”铸就“国之名片”。

“说句实在话，给我印象最深的除了核工业人——‘老秦人’的创业精神、敬业精神和科学精神，秦山核电实现独立自主的国产化过程是我最难忘的。”丁晓平感慨。40年来，秦山核电站完成了从30万千瓦到60万千瓦，再从70万千瓦到100万千瓦核电机组共两种堆型4种机型9座反应堆的设计、建造、调试和运维，实现了安全卓越发展，是中国核电科技强国建设的生动实践，也是秦山核电强核报国的历史缩影。

从定下要写核工业这一题材之初，丁晓平就自觉担负起了一份使命——科普核电的安全性。在《秦山里的中国》的创作中，他始终把“安全”作为一个导向性问题，融入创作和文本的整体，“安全是中国核工业的头等大事，也是核电站的生命。通过这本书，我不仅想告诉读者核电站怎么建成、中国为什么要发展核电，更重要的是，中国核电是在安全的基础上造福人类”。

在秦山里看到中国，看到中国人的精、气、神

秦山核电的40年艰难创业史，在历史长河中虽算不上漫长，但其中所涵盖的人物与故事却是超出想象的繁杂。

在《秦山里的中国》中，我们可以看到参与秦山核电的建设单位多达几百个，参与的建设者是成千上万，涉及的技术工种和部门也是成千上万。“秦山核电的建设时间横跨30年，而且秦山一期、二期、三期和方家山核电机组以及援建‘巴铁’恰希玛核电站等五大核电工程的建设，时空交错、事件叠加、人物纷繁、技术迭代，如同一团乱麻。”

采访归来后，面对海量的资料，如何将这些纵横交错的人物和事件有机组成完整的拼图，建立起一个时间和空间的坐标系，成为丁晓平面临的一大难题。写作过程中，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秦山核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史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或者说，我写的这部书要让读者从秦山核电看到什么？”

冥思苦想后，他灵光一现，有了这本书的书名——《秦山里的中国》。“是的，我在秦山看到了中国！我也想让我的读者在一代代‘老秦人’在秦山核电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勇立潮头、敢于创新的故事里看到我们伟大的中国，看到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

针对秦山核电创业发展史的脉络，丁晓平决定在总体以编年体叙事的基础上，采取宏观、中观和微观相结合，以“起”“承”“转”“合”4部交响乐章的结构，别具一格地立体呈现秦山核电从“零的突破”“世纪跨越”“国际接轨”到“零碳未来”的发展历程，从而获得了各自独立却又相互密不可分的逻辑自洽，忠实记录中国核电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跟跑并跑到国际领先、从历史迈向未来的创业之路。

“以事写人，以人说事，人在事中，事中有人”，是他在书写这部国家战略工程的“史记”时始终坚持的方法。书中既写到了赵宏、欧阳予、彭士禄、叶奇蓁这样有担当有魄力有本事的领导和院士，也有于洪福、姚启明、陈曝之、丁虎、黄潜这样有个性有能力有干劲的基层领导者，还有像唐玉琼、王日清、刘润成、何少华、戚宏昶、王慧波等一大批默默奉献的一线工人或大国工匠。

“凡是国家重大工程都是集体的事业，都需要所有人的努力拼搏才能完成。”丁晓平说，“无论是领导者、决策者、指挥者，还是科学家、工人或者办事员，他们都是这个伟大机器上的元器件或螺丝钉。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所有人都在各自的位置上发光，才汇聚成了银河。”

“独立自主”是贯穿于《秦山里的中国》全书的中心思想。“这个‘独立自主’不是妄自尊大，更不是妄自菲薄，而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其背后就是‘两弹一星’精神、核工业人精神，就是科学家精神。这些中国精神不是空洞的，是活着的，见初心、有使命，《秦山里的中国》就是见证。我不仅要写出中国核工业人‘强核报国，造福人类’的梦想，还要写出他们‘比万家灯火还要亮’的家国情怀，写出中国人的精、气、神！”丁晓平深情地说，“这都值得我们的年轻人看一看，我们的前人和先辈，包括当下的众多有志青年，都在奋斗着，奋斗者是美丽的。”

探索“文学、历史、学术跨界跨文体写作”的道路

“当兵改变了我的人生，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也是人生的起点。没有军队的培养就没有我今天在文学创作上获得的一切，或者说就不会这么顺利。军旅的磨炼，让我的信仰、信念和信心在成长的过程中变得更坚定、更坚实、更坚强。”在与丁晓平的对话过程中，他始终身姿挺拔，面带微笑，讲起话来亲切随和，举止间又透着军人特有的坚毅气质。

1990年高中毕业后，丁晓平义无反顾地选择当兵，从此开启了军旅生涯，工作、训练之外，写作几乎填满了他生活的全部。2000年，他调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担任编辑，也由此从之前的纯文学创作走上了历史写作的道路。

写重大历史题材，无疑是“戴着镣铐跳舞”，要想写好党史、军史题材，更是难上加难，“需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要甘于寂寞、忍于孤独”。如今，在军队出版战线奋斗了24年，丁晓平始终谦虚地将文学创作看作自己的业余爱好，他周末很少出门，极少参加聚会，“每天下班后就是待在家中读书、写作”。

至今，丁晓平已出版诗集、散文集、文学评论集、长篇小说、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等50余部单行本，1000余万字。在他看来，优秀的作家，不能也不应该只写某一种体裁。至于如何实现体裁的把控和融合，则需要作家学会变“频道”，就像一台收音机，有短波，也有长波。“在创作的过程中，要把自己融入你的题材中去，无论是虚构的，还是‘非虚构’的，你都要与其同频共振，相互理解。”

多年来持续进行文史学术研究，坚持各种文学体裁的创作，使丁晓平的作品具备了“文学、历史、学术跨界跨文体写作”的意识和理念，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道路——文学就是语言和结构，保证作品的“好看”；历史就是史实和真相，保证作品的“真实”；学术就是思想和观点，保证作品的严谨。

“人类的历史，核心的其实就是思想史。中国传统文化‘文史哲’不分家，文学最高的境界其实也是哲学，也就是思想的境界。”丁晓平说，他将自己的第一部文学评论集定名为《文心史胆》，正表达了他在文学和史学上的追求。“我希望我的作品能给读者带来思想，或者思考，它可能不是一场精神的盛宴，哪怕它只是一颗望梅止渴的‘梅’也可以，夜行路上的那一盏灯也好。”

谈到未来的创作计划，目前丁晓平已完成了另外一部60万字的长篇重大历史题材作品《靠什么团结，凭什么胜利：中共七大启示录》，将于2025年出版。“接下来，主要是围绕2027年建军100年做一些知识、历史和采访的储备，力争在军事文学创作上有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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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青松：回望东北林区的历史记忆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郑欣宜 记者 周伟

文学从地理开始。东北是一个地域概念，也是一个生态区位概念。大兴安岭山脉、小兴安岭山脉和长白山脉构筑了东北的骨架轮廓，而辽河、松花江、嫩江、黑龙江、乌苏里江、额尔古纳河、鸭绿江、图们江等江河水系，又像血液和气脉一样，哺育并滋养着东北大地，生生不息。

生态文学作家李青松的新作《看得见的东北》，用一个个奇异幽默的故事，将读者的视线带到了东北林区。以真挚饱满的情感，野性而温暖的笔触，全面呈现了东北林区的历史与文化，荣耀与辉煌，困惑与迷茫，挣扎与新生。

记录东北林区的历史故事

李青松出生于科尔沁沙地南缘一个叫那木戈土的小屯子，后来举家随做木匠的父亲搬迁到大兴安岭南麓一个叫磨石沟的地方，也是从那时开始，东北林区在他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早先，林区人靠伐木、狩猎和采集为生，并且以此安身立命。李青松回忆，那个年代，森林是林区的硬道理，木头决定林区人说话的底气，林区鲜有轰轰烈烈的事情发生，林区人的日子过得很慢、很简、很随意。

而在李青松眼中，林区，仿佛就是另一个东北。“我喜欢林区人家的烟火气息，生活中的每一个小小的意外和惊喜，都让林区人的每一个普通日子温暖，有滋有味。这里有野性的建筑，这里有鲁莽的食物，这里有豪迈的风情，这里有直率有趣的灵魂。”

1987年，李青松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进入当时的林业部工作。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他行履于东北的山岭和森林中，对林区有着极为深厚又复杂的感情。

“木材生产是新中国的头号产业。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到抗美援朝，以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几乎都是由大木头支撑起来的。话说得稍微大点，可谓‘独木撑天’。20世纪80年代初期，现代化建设开始起步，对木材需求量极大。采伐并不等于毁林，因为树木本身就有一个自然更新的过程。但采伐不加以控制，不按照森林固有的法则进行，致使消大于长，那就有可能导致毁灭性的恶果。渐渐地，森林变得残破，可伐之木越来越细了。林区似乎大大伤了元气，像个重症病人日日气喘吁吁了。”

2000年，国家下达“禁伐令”，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就此宣告了伐木时代的结束。也是在这一时期，李青松开始动笔写起林区的故事。

“起初，边走边看边想，感而思之，感而悟之，漫无目的，断断续续，写着写着，便隐隐约约有了目标，想法也就清晰起来了。”终于，《看得见的东北》诞生了。

“林区长期被遗忘或者被忽略，我觉得有必要在我的能力范围内，让林区进入读者的视线，让读者知道，林区是什么地方，过去干了什么，跟国家经济建设有什么关系，跟我们每个人有什么关系。”李青松说，“作为一个生态文学作家，我觉得我有责任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若干年之后，当我们回望东北林区的历史时，以至于这段历史不是残缺的断档的。更主要的是，通过呈现林区的这段历史，也能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在新的时代，生态文明到底意味着什么。”

生态文学要以自觉的生态意识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

行走在林区，置身于森林中，李青松渐渐产生了一种归属感。“这种感觉能帮助我建立起与森林及自然的联系，并且通过观察森林细部的细微变化，让我感知到脚下的东北大地正在涌动着的能量。”

于是，他将热切的目光投向那片蛮荒冷寂的原生态之地。《看得见的东北》既写到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和长白山林区的森林、湿地、河流、荒野以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修复，也涉及伐木人、森铁司机、猎人、捕鱼人、护林员的命运和爱恨情仇。与人们通常口中所说的东北不同，李青松所写的东北，远离城市，远离喧嚣。

“林区曾创造过繁盛与辉煌，我知道那份荣耀不仅仅属于林区与林区人自己，也属于那个热腾腾的年代。如今，光荣已经消歇，林区人没有了当年的万丈豪情。然而，从林区人的眼神里，我分明看到了某种期盼和希望。”

告别了伐木时代之后，该怎样重新认识自然？该怎样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李青松在写作过程中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书中想要传达的中心思想。在李青松看来，生态文学是以自觉的生态意识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它强调人的责任和担当，追求一种美的境界。生态文学用什么文体表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反映人与自然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书写者自己的认识和理解，是自己的体验和感悟。正因如此，他对那些“大词”“空话”“套话”始终保持着警惕，“生态文学是个人的个性化表达和理性沉思的一种独特文体，而不是听来的，搬运来的东西的堆砌”。

作为长期从事生态文学研究与创作的作家，李青松认为，生态具有至诚至善至美的意味。“生态有自己的逻辑，它体现了自然法则的节律与和谐，呈现的是自然的动态之美，显示的是蓬勃的本能和生命的律动。”

李青松说，生态问题催生了生态文学，但生态文学的使命却是为了解决生态问题。虽然生态文学不能直接改变生态状况，但改变人们的思维和观念，甚至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则是完全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文学的作用似乎又是巨大的。

“生态是最应该尊重的文化。我们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其实也就是尊重文化、敬畏文化。文明社会的进步和发明创造都来源于自然，所有艺术的生成也都源于自然。对作家来说，无论创作什么样的作品都有自己的立场，生态文学作家的立场要站在自然、生态的角度，以及人和自然关系的角度来理解问题，而不能仅仅站在人的角度理解问题。”

责任编辑：李婧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