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文章中的饮食书写

饮食作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在文学领域也有充分体现。宋代是中国饮食史上一个大发展、大繁荣的关键时代，宋代文人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和重视使饮食与文学产生了相较前代更为密切的联系。在热衷于书写饮食的文人中，苏轼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位。其饮食诗颇受重视，而苏文对饮食的书写体现了其对饮食对象、饮食行为、饮食观念的热切关注与极大兴趣。研究苏轼文章中的饮食书写，也有利于探索中华饮食文化与文学传统的独特价值。

对饮食书写而言，食材、食物、饮品无疑是最重要的对象。苏轼文章中有一种文体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假传”。假传肇始于韩愈《毛颖传》，传主不是人，而是物，把物当作人来写，为其立传，本身就带有游戏的性质。苏轼就写过5篇以食材、食物、饮品为传主的假传。《江瑶柱传》传主是江瑶柱，江瑶是一种海蚌，它后闭壳肌很发达，称江瑶柱，是一种鲜美的海味，即干贝。传记从江瑶柱的祖上追溯起，用拟人的手法描写江瑶柱的形态：“稍长，去襮颣，颀长而白皙，圆直如柱，无丝发附丽态。”又用拟人手法写江瑶柱作为食材的珍贵难得：“凡岁时节序，冠婚庆贺，合亲戚，燕朋友，必延为上客，一不至，则慊然皆云无江生不乐。”苏轼还写江瑶柱“独与峨眉洞车公、清溪遐丘子、望湖门章举先生善，出处大略相似，所至一坐尽倾”。其实这里的“峨眉洞车公、清溪遐丘子、望湖门章举先生”指的是通常和江瑶柱一起端上餐桌的海鲜车螯（一种蛤蜊）、虾和章鱼，这样的写法，都是模仿《毛颖传》里毛颖（毛笔）和绛人陈玄（墨）、弘农陶泓（砚）、会稽褚先生（纸）友善的情节。他的《黄甘陆吉传》以柑橘为传主，《杜处士传》为杜仲立传，暗含70多味中药名，《叶嘉传》则是为茶叶立传，其中无论是叶嘉“臣邑人叶嘉，风味恬淡，清白可爱”的自述，还是“叶嘉真清白之士也。其气飘然，若浮云矣”的评论，都契合茶的特性，读来令人莞尔。

最有意思的是《温陶君传》。其中说：“因使从滏水汤先生游。既熟，遂陶而成之。为人白皙而长，温厚柔忍。”读者不禁好奇，这“白皙而长”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原来是水里煮的面条。温陶君名叫石中美，是中牟人。这里的“石中美”其实是“食中美”的谐音，而中牟是著名的小麦产地。石中美本姓麦，母亲姓罗，罗是箩的谐音，其母后来“去其夫而适石氏”，这里的“夫”是“麸”的谐音，用箩筛筛去麦麸，以得到纯净的面粉，是制面过程中关键的工序。苏轼又联系《周易》的师卦和革卦，非常生动幽默地叙述了从小麦种植到制成面条水煮再被人食用的整个过程，又凸显了面条柔软的特性。传中还写道：“并荐于秦王，得与圃田蔡甲、肥乡羊奭、内黄韩音子俱召见。”这是写面条与蔬菜、羊肉、蟹一起食用。文章最后说：“其后子孙生郡郭者，散居四方，自号浑氏、扈氏、索氏、石氏为四族。”这里的浑氏、扈氏、索氏分别戏指馄饨、面糊、索饼。

这些以食材食物或饮品为传主的假传，可以说是苏轼以文章书写饮食的大胆尝试和特殊实践。它们继承了韩愈以来假传写作的传统，而在以文为戏的表象背后，体现的是苏轼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和对食物异乎寻常的兴趣。

宋代饮食的进步，有赖于农、牧、渔业的发展，由此食材、食物极大地丰富，而人们对食材、食物的烹制加工也日趋精细。具体而言，烹饪过程的精细化和烹饪方式的多样化，是宋代烹饪的重要特征。

宋人在文章中对于食物烹饪过程和烹饪方法进行详细记述，始于苏轼。苏轼和一般文人书写饮食仅仅“纸上谈兵”不同，他对于烹饪多有亲身实践。如对于煮猪肉和煮鱼的过程和方法有详细记述，在《猪肉颂》里，苏轼强调的是小火慢煮，“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在《煮鱼法》一文中，苏轼则强调要在前后不同的时间点在鱼里加入葱白、生姜、萝卜汁、酒、橘皮线等调味品，来给鱼去腥提鲜。

苏轼贬谪黄州后，生活清苦，他苦中作乐，精心烹制了一道“东坡羹”。与“东坡鱼”“东坡肉”“东坡豆腐”等别人所起的名号不同，“东坡羹”是苏轼自己命名的。煮羹的过程和方法，在他写的《东坡羹颂》和《菜羹赋》两篇文章里有详细的记述。《东坡羹颂》是韵文，之前有较长的小引，为散体文，《菜羹赋》是赋体，前面的小序也是散体文。因为两者写的是同一种羹，正好可以对照。

苏轼在《东坡羹颂》小引中说，东坡羹是用蔓菁（大头菜）、芦菔（萝卜）、苦荠（荠菜）三种蔬菜加上米一起煮，假如没有三种蔬菜，则也可以用瓜、茄子代替，加熟赤豆和粳米各半。这是食材。在煮羹的时候，不得用酱醋，主要是保持蔬菜和米自然的香味。同时用一只边缘涂过生油的碗覆盖在羹上，但不能让油和羹直接接触，而是在羹上用甑照常煮饭，把油碗压住。假如煮羹沸腾时蒸汽上拱，始终被油碗压住，等于把蒸汽压在釜中，直至羹煮烂时，饭也煮熟了。而在《菜羹赋》中，苏轼对煮东坡羹时的气味、声音、火力都有更生动地描述，又多用易牙等烹饪史上重要人物的故事，更具文学色彩。苏轼煮羹的原理其实就类似于今天的压力锅，用压力迫使食物在短时间内煮烂煮透，获得独特的口感。

苏轼还在《真一酒法》一文中写过在海南酿制真一酒的情况。真一酒原料十分简单，“只用白面、糯米、清水三物”，而酿酒过程则相当复杂。面粉、糯米都要煮熟后来发酵，加水的时间和剂量也极其讲究，最后才能酿成好酒来。苏轼超爱真一酒，有一次酒还未酿透时就迫不及待地饮用，结果大醉，还作诗数首，其中描写自己的醉态：“晓日着颜红有晕，春风入髓散无声。”唯饮酒沉醉者能知其妙。

宋代文章中饮食书写还关涉一个重要内容，即饮食观念和功效。由于这些书写涉及饮食文化和养生知识、作者自身的饮食体验，有时甚至寄寓了作者的某种道德观和价值观，文章的容量通常比诗歌大，写这些内容具有篇幅优势。

黄庭坚提出“士大夫食时五观”，把君子进食时必须具有的五种观想总结出来，以资鉴戒。其内容包括珍惜食物，防止贪心等，指出享用食物的目的在于成道业。具体的对象如酒，其中所蕴含的道理，苏轼在文章中也有揭示。因为酒有它的两面性。它既可悦人，也能乱性。对酒的看法，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作者的人格和天性。如苏轼曾经写过《浊醪有妙理赋》，其中说“酒勿嫌浊，人当取醇”，又说“故我内全其天，外寓于酒”。对于苏轼而言，酒只是一个外在的东西，关键是保持天性中的本真。南宋李纲写了一篇同题次韵之作，其中承认酒“疗饥寒以饱暖，化忧忿为欢娱”的功效，但强调的是“治则醒而乱则醉，其智足称；饮愈多而貌愈恭，其贤可接。是知察行观德，莫酒之如”。立意显然有所不同。所以清代李调元曾评价李纲此赋说：“可与原唱竞爽，而豪荡之气，微不逮矣。”文人和政治家，看待酒的眼光和气象显然还是不同的。

除了酒之外，苏轼还在文章中多次写到食粥的功效。如《吴子野劝食白粥》云：“夜坐甚饥，吴子野劝食白粥，云能推陈出新，利膈养胃。僧家五更食粥，良有以也。粥既快美，粥后一觉，尤不可说，尤不可说。”粥有养胃功效，久为传统医学所重视，苏轼还提出食粥后应当睡上一觉，尤为绝妙。苏门弟子受其影响，对食粥尤其讲究。张耒曾撰有《粥记赠邠老》，专讲食粥的重要性：“如或不食，则终日觉脏腑燥渴，盖能畅胃气，生津液也。今劝人每日食粥，以为养生之要，必大笑。大抵养性命，求安乐，亦无深远难知之事，正在寝食之间耳。”这段话虽说的是粥，但最后“养性命，求安乐，亦无深远难知之事，正在寝食之间耳”几句，正是宋代文人饮食观念的最好写照，其文字也是对苏轼饮食文章风格的最好继承。

（作者：方笑一，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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