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访谈中展现作家个性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24年1月出版

舒晋瑜的《中国女性作家访谈录》辑录她与当代重要女性作家的深度对话，内容中有对文学审美理念、文学形式的探讨，也有对文学实践、作家生活、文学现场、文学生态的交流，还有那些同性之间心有戚戚和旁逸斜出的亮点。

当前，文学访谈这个互动性强的文体正茁壮成长，大部分作家都坦然走到镜头面前。访谈对于作家塑造自我形象尤为重要，对后续的研究大有帮助。对于文学访谈，对象的遴选至关重要。遴选访问对象本身蕴含着舒晋瑜的历史意识和文学意识。以宗璞开篇貌似偶然，难道仅仅因为她出生于1928年吗？恐怕并不仅仅如此。如果计算一下访谈的容量，我们就会明白宗璞的位置与重量。宗璞自幼长在诗书中，“谈笑有鸿儒”“开口咏凤凰”，又亲身经历离乱，目睹中国知识分子在特殊时刻的精神风采。她历经艰辛，但内心的火焰并未熄灭，时机一到就会迸发。即便疾病缠身，宗璞还是将内心的丝织成锦绣，献给壮丽的山河。

确定访问者之后要开始做相关的采访准备，除细读作家的作品之外，还有许多周边资料需要查阅，比如传记、此前的访谈、创作谈、相关的评论等。作为媒体从业者，舒晋瑜格外关心大众感兴趣的话题，她看重设计的问题能够凸显受访者的个性、传承性与时代性。正如艾略特说：“诗人隶属于诗的传统，他的作品在整个诗歌有机链条之中存在，即使其中最个人的部分也包含着他的前辈诗人的痕迹，他们在他的作品中强有力地表明自己的不朽。”作者对宗璞、贺捷生、叶广芩、王安忆、林白等人的访谈，彰显出她们各自的家庭背景、成长、阅读和写作，尤其是每个人的特质与彼此之间的异同。

语言既是作家的表达工具，也是思维工具，所有的作家都始终面临语言问题。舒晋瑜发现，池莉、林白、陈染等小说家曾经都写诗，读诗、写诗是训练语言的有效方式之一。林白因为诗歌难以发表而改写小说，并终生对诗歌保持难舍的情谊，即便是《北流》这样的长篇小说也保留着诗歌的位置。

写作本质上仰仗作家的审美力、世界观和历史意识。大凡持续写作者必定是持续阅读者、持续自我教育和自觉成长者。书中的这些访谈者，为此进行着不同的努力，她们对自己喜爱的作家更是系统阅读。通读全书，我们很容易发现经典的影响力，如很多作家都谈到《红楼梦》对自己的深刻影响。宗璞回忆，父亲冯友兰说过，《红楼梦》中“三等仆妇的话也很有节奏，耐人寻味，而且符合讲话人的身份”。徐小斌9岁开始将父亲买回来的新版绣像《红楼梦》从高阁上偷偷取下来。魏微的案头长年放着《红楼梦》，得便时就翻翻。尹学芸将《红楼梦》的人物列成宁国府和荣国府两张表，将诗词和判词抄在本子上来背诵，她以这种笨拙的办法让自己沐浴在伟大的文学河流中，让自我在灵魂的“镜像”中得以更深的呈现。除《红楼梦》外，像托尔斯泰、《百年孤独》、卡夫卡等都是受访作家口中的高频词。经典无处不在，塑造着我们的世界观、文学观。从这些共同的精神养料中，我们能感受到她们是“同代人”，共同分享开放的精神资源和悠长的文化传统。

舒晋瑜不仅能见出作家的个性，而且梳理作家的转型、突破，关注每位受访作家的着力点。她真诚而平等地与作家探讨写作难题，有时候她还邀请作家玩一些游戏，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她们访谈氛围的轻松，如乔叶对自己是“地才”的揶揄，鲁敏以“闷片”描述自己的青春期等。舒晋瑜有能力将采访变成对话，她帮助作家摘下可能的“面具”，与她们一起通过幽静抵达内心、挖掘真我。

访谈的写作面临着如何在口语和书面语中切换的问题，既要保持口语的亲切随意和访问的现场氛围，又要有文字表达的逻辑性和连贯性，还要在访问者的语言和受访者的语言之间找到平衡，使文风既有受访者的话语风格，又有采访人的主体风格。在成文过程中，舒晋瑜始终没有忘记她是在面对作家、面对文学，所以她的成稿突出文学性。宗璞推崇元好问所说的“诚乃诗之本，雅为诗之品”，诚与雅也内化为舒晋瑜的写作追求。对于文学本体性的深思贯穿在她访谈的问题设置、对话和写作的全过程，这正是文学对话的内核。

《中国女性作家访谈录》在成书编辑过程中下了很大功夫，比如先是受访作家的照片、简介，接着是不同字体编辑的“采访手记”，这一段颇能展现出舒晋瑜的个人风格，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在具体的访谈过程中，以黑体标记文字来凸显重要内容，使文章疏密有致、一张一弛，颇有节奏感。大标题尤其凝练，作家的风骨、主张与文学观尽在其中，比如，宗璞“我想表达我这个时代”，王安忆“我对自己的进步是满意的”，魏微“我终于等来了这一刻”，乔叶“永远保持诚实的写作态度”，鲁敏“为创造者的生命之河作传”等。语言不仅是思想本身，也是性情。读这部访谈录，我们能感受到作家的独特气质，比如宗璞的优雅、王安忆的理性、徐坤的大方、尹学芸的谦和……

（作者：申霞艳，系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张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