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灿兴《大唐之变：安史之乱与盛唐的崩裂》：以文学笔法再现历史画面

史学大家钱穆先生曾说：“唐中叶以前，中国经济文化之支撑点，偏倚在北方（黄河流域）。唐中叶以后，中国经济文化的支撑点，偏倚在南方（长江流域）。这一个大转变，以安史之乱为关捩。”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公元713年至741年这20多年被称为“开元盛世”，但是，在唐玄宗统治的后期，却出现了一场几乎倾覆了唐朝江山的“安史之乱”。这种集于一身的盛衰巨变，被视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点。

《大唐之变：安史之乱与盛唐的崩裂》（以下简称《大唐之变》），是知名历史学者袁灿兴围绕这一历史巨变全新创作的一部非虚构历史作品。书中深度融合历史史料，运用文学的结构和笔法展现安史之乱全过程，再现盛唐的繁华与崩裂，深入揭示人性的贪婪与战争的酷烈。全书行文张弛有度，时而令人忍俊不禁，时而又让人唏嘘不已。

公元618年，唐国公李渊在长安称帝，由此建立了唐朝。此后，历经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唐高宗李治的“永徽之治”，以及唐玄宗李隆基的开元盛世，彼时的大唐，已然步入到王朝的第二个全盛时期。回顾李隆基即位之前，各皇室成员之间争权夺利，接连引发了多场宫廷角逐。即位后，李隆基励精图治，勤于政事，任用姚崇、张九龄等贤能之士为相，一方面整饬吏治、广开言路，另一方面力倡俭朴、反对奢靡之风，通过改革弊政和休养生息，在巩固政权的基础上，再一次迎来了大唐的鼎盛。然而，步入晚年的唐玄宗由于居功自傲，荒于朝政，耽于享乐，加之任用奸臣杨国忠为相，一时间官宦矛盾加剧，贪腐之风盛行，直接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袁灿兴将《大唐之变》定位为一本纪实性的历史小说，直言它不是简单的陈述历史，而是在遵循历史发展规律、还原历史真相中，适度借用文学的表现手法，力求呈现出大时代背景下的历史细节之美。怀着这样的旨趣，全书以安禄山、史思明兵变，唐玄宗仓皇出逃长安城、杨贵妃红颜薄命魂断马嵬坡，郭子仪临危受命收复失地、唐玄宗复归长安成太上皇等一系列大事记为中心，聚焦于安史之乱前后跌宕起伏的政治风云，运用对比的手法，既展示了安史之乱前大唐的富足和繁华，勾勒了安史之乱后的萧条与落寂，也纤毫毕现地展现出帝王与群臣之间、文臣与武将之间复杂的明争暗斗。全书就像一部引人入胜的影视剧，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牵引，采用分镜头的诠释方式，全景式地刻画了盛世与乱世当中，唐王朝在宫廷生活、政治权谋、军事斗争、国仇家恨中所经历的一系列风雨洗礼，表现了一代帝王李隆基在这场惊世骇变中，由骄奢放逸到追悔莫及再到抑郁无奈的复杂心境；剖析了安禄山、史思明由拥兵自重到命丧黄泉的诡秘成因；也展现了李光弼、高仙芝、颜杲卿等唐军将士为了维护山河统一，忠贞报国的热血担当……

在还原历史的同时，《大唐之变》还揭示了安史之乱产生的根本原因。袁灿兴认为，这场世纪之变是由各种因素合力造成的。从安禄山个人角度而言，发动叛乱是他权力与野心迸发的结果；从国家层面来看，官宦互轧，藩镇割据，是引发安史之乱的根本原因。而从一国之君李隆基的现实表现来论，他晚年怠于朝事、听信谗言，在一些治国理政上的决策失落，也是诱发安史之乱的另一重要原因。安史之乱不但深刻地改变了大唐的政治、军事、地缘格局，而且，深刻地影响了后世中国的历史走向。自唐后，鲜有朝代在长安、洛阳设立国都，政治中心的地位也日渐式微。难能可贵的是，袁灿兴用他出色的文学笔法，既铺陈出巍巍大唐由盛至衰的家国命运，也精雕细刻地描摹着各阶层人民在山河破碎中凛然抗争的精神风骨，并归结出成由勤俭败由奢的普世真理，予人以深刻的警示和教益。

历史是一本精彩的大书。言说它的博大与厚重，可以正襟危坐，也可以亦庄亦谐；可以指点江山，也可以激扬文字。袁灿兴用文学的大笔，叙兴亡千古事，言峥嵘岁月稠，用他力透纸背的书写，概论安史之乱与盛唐的崩裂，揭示出人心向背与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捧读这样的大书，既长见识，更长智识，万千慨叹，皆在它恣肆汪洋的曼妙书写中。

责任编辑：张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