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浊酒”：从叔夜、陶令到杜甫

　古诗文有很多写酒的经典诗句脍炙人口，涉及的酒名物众多，如“旨酒”“清酒”“美酒”“薄酒”等。其中情感蕴含最丰富、使用最频繁的非“浊酒”莫属。“浊酒一杯家万里”“一壶浊酒喜相逢”等诗句，早已融入我们的生活。

　　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已出现被视为浊酒的“醴”，如“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以御宾客，且以酌醴”“曾孙维主，酒醴维醹”，“酒”指清酒，“醴”即色浊味重的甜酒，二者用于接待宾客和祭祀，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到了西汉邹阳《酒赋》那里，浊酒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曰：“清者为酒，浊者为醴；清者圣明，浊者顽騃……庶民以为欢，君子以为礼。”在赋予酒之清浊以政治意味时，也赋予了贵贱之别。曹魏时期，有以“清酒”为圣人、“浊酒”为贤人的称呼，酒之清浊与高下的区分亦显见。

　　存世诗文中，“浊酒”最早见于魏晋之交时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嵇康将“浊酒”“弹琴”并举，意在表达任真疏放、傲世避俗之志趣，以此声明不愿出仕、“越名教而任自然”（《晋书·嵇康传》）的政治立场。早年他与诸贤宴集作《酒会诗》曰：“临川献清酤，微歌发皓齿。素琴挥雅操，清声随风起。斯会岂不乐，恨无东野子。”“清酤”即清酒，不管清酒还是浊酒，在其诗文中往往与琴并举寄以优游隐逸之趣尚。加之其他名士阮籍、刘伶等常以弹琴长啸、纵酒昏酣示其遗落世事、轻蔑礼法之意，“琴酒”自此成为名士高雅洒脱风度的象征。“步兵未饮酒，中散未弹琴”（庾信《拟咏怀二十七首》其一），后人仰慕魏晋风流，多言其琴酒；“幽兰独夜清琴曲，桂树凌云浊酒杯”（王绩《北山》），文士表达风流自赏、高情雅趣，亦以琴酒为标物。因“浊酒”和“清酤”“素琴”一样，只是竹林名士生活场景的点缀、言说志趣的媒介，并未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且相较而言，“中散琴”在嵇康身上更具代表性，陆龟蒙《酒杯》即谓：“叔夜傲天壤，不将琴酒疏。制为酒中物，恐是琴之馀。”所以“叔夜杯”之浊酒在后世并未产生经典化的影响。

　　东晋陶渊明的田园归隐及第一次大量以饮酒为主题的诗歌创作，使“酒”褪去《诗经》中承载的礼乐色彩成为诗的典型意象，同时“浊酒”也被赋予极强的精神内涵。其《时运》曰：“花药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横床，浊酒半壶。黄唐莫逮，慨独在余。”但他“不解音律”，故“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萧统《陶渊明传》），真正会其心的是浊酒，谓“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己酉岁九月九日》）、“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饮酒二十首》其十九）、“虽有荷锄倦，浊酒聊自适”（《归园田居》其六）。在不为五斗米折腰归耕田园的陶渊明笔下，酒可以消解他身体的疲劳、内心不得志的苦闷、贫富交战的矛盾心理，让自己在田园中寻找到乐趣并从中汲取精神的力量，故而“浊酒”凝聚着田园之乐、自然之爱，以及自适自足、平淡真淳、安贫乐道、物我两冥的精神境界。因其诗中酒多为浊酒，个中“有真意”“有深味”，“陶令酒”“彭泽酒”这隐含着浊酒意味的名词成为渊明精神的化身。“醉坐自倾彭泽酒，思归长望白云天”（孟浩然《和卢明府送郑十三还京兼寄之什》）、“浊酒寻陶令，丹砂访葛洪”（杜甫《奉寄河南韦尹丈人》）、“千载订交陶令酒，一编结伴乐天诗”（李汝振《再答荫伯来诗二首》其一），无不借其诉说对陶氏风神的倾慕。在“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陶渊明的影响下，后世诗文中的浊酒也多具亲切、不拘、真朴、闲适等饮者情味，如“可惜莺啼花落处，一壶浊酒送残春”（白居易《快活》）、“数亩荒园留我住，半瓶浊酒待君温”（苏轼《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不言陶而自带陶氏色彩。

　　到了唐代杜甫，浊酒与其辗转飘零的生命境遇相交融，情感蕴涵发生了变化。途穷失意的杜甫曾学陶令以诗酒自遣，曰“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可惜》），其蜀中诗“苍苔浊酒林中静，碧水春风野外昏”（《绝句漫兴九首》其六）、“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甚至有几许陶家风味。但他酒杯中更多沉潜的是漂泊之苦、家国之悲，“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不见》）、“漂泊犹杯酒，踟蹰此驿亭”（《又呈窦使君》）、“飘零还柏酒，衰病只藜床”（《元日示宗武》）、“客泪闻歌掩，归心畏酒知”（《寒食夜苏二宅》，见《全唐诗补编》），这些酒虽未明言是浊酒，但从其家贫及个人经历来看，当多为浊酒。对杜甫来说，它不仅是排遣物，更像颠沛流离时互知心事的患难友。以酒作结、将穷愁潦倒化作酒后之叹也是杜诗常见的模式，如“射洪春酒寒仍绿，极目伤神谁为携”（《野望》）“剑南春色还无赖，触忤愁人到酒边”（《送路六侍御入朝》）“酒阑却忆十年事，肠断骊山清路尘”（《九日》），其中最有名的当数大历二年秋在夔州作《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诗人纵目高台，天地时空俯仰间，不禁忧时伤老、百感交集，末将“艰难苦恨”与播迁“潦倒”收束于白发弥添、酒杯难举这一形象，胡应麟《诗薮》曰：“只如此软冷收之，而无限悲凉之意溢于言外。”

　　杜诗之“浊酒”饱含无尽的愁思和深切的家国忧患，因“诗圣”之影响，此后浊酒不仅与贫困潦倒结下难解之缘，亦成为后世诗词曲抒写风尘旅思、家愁国恨乃至苍茫时空、古今伤怀的常用意象，与“陶令酒”抱朴归真的隐逸主题并驾齐驱，甚至更为常见，如“浊酒一杯家万里”“羁思都凭浊酒杯”“好事谁携浊酒杯”“湖海风尘浊酒杯”“浊酒不销忧国泪”“苍凉浊酒杯”，不胜枚举。这首先归因于杜甫的文学地位和文化影响自宋以后日趋走高，其次，也与《登高》一诗在明清时期备受关注和推崇有关。胡应麟《诗薮》谓此诗“通章章法、句法、字法，前无昔人，后无来学”“自当为古今七言律第一”，杨伦《杜诗镜铨》赞其“高浑一气，古今独步，当为杜集七言律诗第一”。虽尾联“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学人评价不一，或讥其卑弱，惜其板对，或曰“结凄壮”（何焯《义门读书记》），但这种争议在客观效果上无疑更加扩大了诗句的流传和影响。再者，《登高》一诗本身融合了秋怀、登高、九日、流迁多重文学主题，在内容情感上有极强的涵括力，后世作者可在各个主题中予以吸收借鉴。而且，以“浊酒杯”收束全篇成为后世七言律诗常见的一种模式，如“遥知兄弟持螯处，念我还停浊酒杯”（徐中行《九日洪山寺登高怀于鳞明卿元美兄弟》）、“嵇生自笑颓唐甚，潦倒风前浊酒杯”（张问陶《汉阳经历李廉溪时时相招痛饮因为长句》）、“清商慷慨燕歌发，潦倒吾庐浊酒杯”（王士禛《秋日漫兴四首》其一）等，化用痕迹甚显，杜诗影响可见一斑。

　　既能表达任真、隐逸之个性自由，又能融括身世与时事、个人与家国、历史与现实等深沉凝重的社会情怀，这两条对立的情感主线能在“浊酒”意象中并行不悖，一方面与“浊”这一哲学概念本身具有真、朴、浑、厚等丰富蕴涵有关，另一方面则源于诗人生命境遇与生命情怀的差异。如果说渊明的“浊酒且自陶”以安贫乐道、高蹈拔俗的人格魅力在独善之义上给人以力量，那么杜甫的“潦倒新停浊酒杯”则以悲天悯人的仁者之心在淑世情怀上示人以感召，两者以不同的诗酒风流共同表现出古代士人热爱生命、关怀现世的人文精神。

　　（作者：洪迎华，系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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