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世界学术名著1000种，带给我们什么？

大众新闻记者 梁雯

今年，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累计出版1000种。这套丛书的出版，持续了四十多年，可谓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这么多年过去，它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滋养？

在今年8月的上海书展上，商务印书馆执行董事、党委书记顾青说，商务印书馆已经重新起步，向2000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迈进，一代接着一代干，希望尽快完成这项文化大工程。对此，我们该有怎样的期待？

汉译名著1000种

见证近代中国学术发展变化史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始于20世纪50年代，自1981年开始结辑出版，2009年出版400种，2011年出版至500种，2017年出版至700种，2024年出版至1000种。其中包括哲学325种，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235种，历史学、地理学205种，经济学、管理学185种，语言学、文学艺术理论50种。

在今年上海书展上，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000种首发。彼时，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历史学家陈恒出席了首发仪式，他的译作《历史是什么》入选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而在学生时代，他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读者。

“我还记得80年代读大学时，汉译名著每上一本，我们那种愉悦的、喜悦的心情。当时书很便宜，一两块钱一本，为了买一本书，我们可以少吃一顿饭。回想起来，这对整个人生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陈恒说。

陈恒认为，商务印书馆靠着长期的坚持，不为市场所波动，从选书、选译者到出书，过程非常复杂，始终坚持质量第一。通过这套丛书，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学术发展的变化，无论是基础性的学术规范，还是学科门类的分类，整套书影响巨大。

浙江大学图书馆馆长、敦和讲席教授孙周兴出席了首发仪式，他翻译的13本著作入选“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包括尼采的《权力意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悲剧的诞生》、海德格尔的《林中路》《面向思的事情》《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等，这些译作也构成了他学术研究和思考的重要背景。

“我从上大学就开始看汉译名著，但当时很少。从1981年开始启动这个工程，到2006年左右只有300多种，每年的量太少了，我就跟商务印书馆讲，至少要有2000种。”孙周兴说，中国翻译世界学术名著至少要2000种，基本上可以包括人类的、文明的、自然的等各方面的内容。

华东政法大学原校长、法学教授何勤华认为，就法学而言，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至少在三个方面对中国的法治建设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首先是引入了世界法律制度的一批集大成成果，尤其是《拿破仑法典》一书，集中了欧美17-18世纪法典化成果的精华，其所确立的民法四大原则今天仍是全世界法律界遵循的文明原则。其次，汉译名著引入了近代西方法律进步的理念，通过一系列作品，让人们知道了伯尔曼的理念，知道了联邦党人提出的宪法的首要职责，也知道了贝卡里亚的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等理念的重要性。最后，汉译名著引入了奠定人类法治文明基石的代表作，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洛克的《政府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集中体现了法治文明思想精华。

追求“信达雅”

译本也要是名著

中国历史上曾有四次翻译高潮，第一次是东汉至唐的佛经翻译，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的西学翻译，第三次是鸦片战争到“五四”的西学翻译，第四次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翻译。然而历代译者均为翻译之难所苦。

晋朝鸠摩罗什曾说：“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人呕哕也。”

清末严复提出翻译的“信”“达”“雅”三大标准，至今被奉为圭臬。但严复本人也坦承：“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如何选译者、选译本？标准是，译本也必须是名著。

“商务印书馆有个蓄水池制度，一本重要的著作，我们请翻译者翻译之后，先用别的版本在学术界流传，经过多年的打磨，这个译本也成为名著，得到学界公认，才有资格进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经过逐步积累，我们已有汉译名著1000种，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学术以及学术翻译的最高水平。”顾青说。

实际上，译本永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顾青说，能进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译本，就是当前的最好译本。如有新的好译本，商务印书馆就会把老的译本替换。事实上，全国的学术界、出版界都在帮商务印书馆完善这一工作。

“我们现在统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有600多位译者参与，600多人背后是上千人甚至上万人的学术团队。”顾青说。

以《上学记》广为公众所知的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家、翻译家何兆武，翻译的《社会契约论》《思想录》《西方哲学史》《历史理性批判文集》《论优美感和崇高感》等多部名著，都入选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何兆武曾有文章谈及翻译问题说，看过几部书稿，原著根本就没有的东西，译者也硬给加上去凑数；有的则相反，图省事，简略掉了。比如，有本书上有一段景致描写，应该如实翻译出来的，译者偏一句“很漂亮”一笔带过；还有的错误百出，这些都是极不负责任的。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汉语要规范；其次，要忠实于原文。

在生前接受采访时，何兆武说，“信达雅”是译者的追求，他做翻译时，方法就是勤翻字典，掌握分寸，仔细琢磨原著内容如何用中文表达。此外还要查资料，看看别人以前是怎么讲这本书的，翻译时抓不住具体意思，就很难译好。一本书从开始翻译到结束，何兆武前前后后总要看几遍。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家玲翻译的《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被收入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她在接受采访时说，翻译时，她常一个字一个字地抠，为了一两个名词，或者事件的来龙去脉，在图书馆一待就是一天。

随着科技的发展，翻译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孙周兴认为，如今，有了人工智能的帮助，翻译会变得简单。“我做了试验，包括把我的文章翻成德文，把德文、英文翻译成中文。今后的翻译，可能是人的翻译与机器翻译的结合。”

汉译名著是“为天下人做事”

学习他人长处才能更好提升自我

顾青感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持续40多年没有中断，特别不容易，“领导一任一任地换，编辑一任一任地换，但是一套书作为一个出版社的文化使命，长期坚持下来极其不容易。”

尽管如此，他说，对一个国家的文化建设来说，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000种还是太少了。“有一些领导或者业界的朋友说，你出1000种差不多了吧，这书出那么多又不挣钱，甚至有些同志说你出那么多美国人的书、英国人的书干嘛？是不是崇洋媚外？我们是做学术名著，我们负责的是把人类有史以来，尤其是外国积累的文明成果拿过来，供中国人兼收并蓄、自我提升。闭关锁国，建设不了现代文明。这就是我们做的工作。”顾青说。

顾青说，商务印书馆有“三不怕”，一是不怕规模大；二是不怕时间长，十年二十年都能等；三是不怕难。“我们现在很多项目都是几十年的项目，有些‘冷门绝学’在别处出不了，找商务印书馆来做，这是我们对于学术出版的一个重要态度。学术是天下之公器，是为天下人做事。”

翻译国外经典著作，博采众长，是各国学术界、出版界共同努力的事业。

1906年开始，牛津大学出版社开始出版牛津世界经典系列丛书，收录世界各国经典，其中多为被翻译成英语或直接用英语创作的作品。在这一百多年中，已出版800多种，涵盖文学、戏剧、诗歌、哲学、政治领域的经典著作。

1927年，日本出版家岩波茂雄发起岩波文库，他在发刊词中写道：“本书库的目的在于，应广大进取的民众要求，将知识与美从特权阶级的垄断之中夺回来。将独具生命的不朽之书从少数人的书斋和研究室中解放出来，与街头大众相伴……以此为社会提供人人皆需的生命提升之资料、生活评判之原理。”岩波文库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直到现在还在出版。1935年，岩波文库版《鲁迅选集》出版，由此鲁迅成为日本读书界不能忘记的名字。

1931年，法国伽利玛出版社编辑发行的“七星文库”丛书问世。其中汇集了法国文学自古至今重要作家的著作，亦涉及相当数量世界其他国家杰出作品的译作，在法国图书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入选“七星文库”对作者而言意味着极高的认可与殊荣。20世纪70年代末起，《红楼梦》《三国演义》等中国经典作品法译本陆续由“七星文库”推出。如今，“七星文库”已出版近1000册书籍，涵盖了200余位法国和其他国家重要作家的作品。

这些丛书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一样，集经典性、集成性和大众性于一身，体现了开放、包容的学术姿态。正如何兆武所说，国外经典著作里面有讲得好的地方，我们就要重视和吸收，弥补自己的不足。

对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2000种，我们乐见其成，满怀期待。

责任编辑：张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