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状

每日新闻网  文/孙仲兴 

     奖状，一般而言，不过是一张纸。在当今社会，对某些人而言或许微不足道，然而于我心中，它却是美好童年的珍贵记忆，是我视若珍宝的心爱之物。

     忆往昔，我居住的小南屋墙上悬挂着一面二尺见方的圆镜，中央镌刻着一个醒目的"奖"字，下方一行红字，端正的仿宋体清晰标注着"辽宁省少儿歌咏比赛"的字样。这面圆镜是我七岁那年参加辽宁省少儿歌咏大赛的珍贵奖品，上面还镌刻着我参赛歌曲的名称——《美丽的哈瓦那》。

     我六岁开始学唱，北票、朝阳、沈阳的舞台上都曾留下我稚嫩的童声。年幼的我，因歌扬名，不仅在北票南山住宅区小有名气，连外地的艺校也纷纷前来招揽。有的邀我去学戏，有的劝我去学歌，然而这些好意都被奶奶婉言谢绝。奶奶说："戏子那行当，我大孙子不能干，咱孙子得上大学，当大官！让他去，过不了我这关，想当年，我们家常开堂会，上门唱戏的被称为下九流，俺大孙子不能干那个。"母亲也不忍心让我小小年纪离家，我的从艺之路便被疼爱我的奶奶和母亲阻断。从此我一心向学，与"美丽的哈瓦那"作别，那份歌唱的梦想也随之消逝。

     正当我以优异成绩考入北票最好的初中——骆驼营中学时，史无前例的文革突然闯入我的生活，将我家搅得一片混乱。父亲时任北票矿工报社总编，首当其冲被打成走资派。

      一天下午四点多钟，一向早出晚归的父亲却早早归来，愁眉不展地躺在北屋床上。学校已停课，我整日在家闲混。我察觉到异常，因为父亲平日总是很晚回家，饭菜热上五六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今日这般反常，必有蹊跷。果然，五点半左右，家门被粗暴地敲响，一群手持扎枪、头戴柳帽斗的人闯入，个个凶神恶煞。他们不由分说从北屋将父亲揪至房门口，五花大绑。两个彪形大汉没头没脑地用胶皮管制成的鞭子朝父亲抽打。

      我正要上前阻拦，却被那帮打手推搡到厨房。小弟年仅四岁，吓得大哭不止，母亲紧紧抱着他，不敢出声。七十来岁裹着小脚的奶奶 ，多次冲出去想保护独子，都被打手揪回，狠狠推搡到厨房一角。门前的皮鞭如雨点般落在父亲身上，却像针一样扎在奶奶的心上。

     那帮人无休止地向父亲抽鞭，同时厉声逼问父亲交出电台。可怜的父亲自幼参加工作，一心一意为革命事业，哪里有什么电台？这分明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那倔强的父亲被毒打了半个多钟头，始终一声不吭。我想，父亲或许是希望通过自己的隐忍，让母亲和儿女们少一些痛苦吧？打手们在殴打父亲的同时，开始抄家。他们连走廊地板都掀了个底朝天，看到我小南屋墙上挂着的圆镜奖状也不放过。一个打手上前摘下镜子，怪声怪气地喊道："封资修，彻底砸烂！"说着就要往地上摔。见此情景，我急得冲上前想要抢回镜子，不料被一个戴眼镜的打手推倒在地。另一个打手随即把圆镜摔得粉碎。我捡起仅剩半边"奖"字的镜片，忍不住痛哭失声。

     打手们毒打了文弱的父亲，砸毁了整洁的家，摔碎了我心爱的圆镜奖状，又捆绑着父亲在街上游斗。我默默地跟在围观人群后面，小手里紧紧攥着那片带有"奖"字的碎镜片……

     父亲被带走后，母亲连夜赶往北票矿务局找革委会领导，找军代表，却无人理会。在那个法纪被肆意践踏的年代，父亲和我们一家的命运，如同被大雨冲刷的浮萍，漂泊无依。

     父亲被关在北票矿务局印刷厂的地下室，整整绑在长条凳上毒打了七天七夜。打手们也怕自己的暴行被人知晓，便白天轻打，半夜重下死手，还将父亲的眼睛严严实实地蒙住再动手。十天后，父亲被转押到总机厂群专队。起初，我与同样被群专的张述祺叔叔的儿子张建结伴，每天清晨去给父亲送饭。第三天，我们俩刚走到南山舍宅的东大墙外，就遇到院外李家的几个孩子（他们是造反派的子女）拦住我，说要检查。我不愿交出饭盒，他们便一拥而上，将我打得鼻青脸肿，饭菜也撒了一地。我挣脱他们拼命跑回家，看到被撕碎的衣服和肿胀的脸颊，母亲抱着我失声痛哭，那年我十三岁。

     所幸，那些打手在十年后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让我受伤的心灵获得些许慰藉。

     然而，奖状的美好记忆始终珍藏于心，成为我童年时光中最珍贵的念想。

编辑：唐玲